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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Latour and his Litany

記得是克里斯蒂娃,指出「每一種意識形態的活動,總是以構建完成的句子形式表達」。巴特則將這一個想法倒轉,指出任何完成的句子,都可能成為服務意識形態的工具。懂得妥善完成句子、組織完整論述的人,都有一種特殊的力量,諸如教授必須懂得完成自己的句子,政治家必須要把自己的想法於一句內完成,甚至是寫作的人,也總是以句子而非逐個單位思考。誠如梵樂希所言:「人不是以字詞思考的,只能以句子思考。」這總教我想起,英語 sentence 的雙關語,總與判決相關,內含決斷。

由此看來,句子本身就有某種特點,足以將想法催向圓滿。是的,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而不同的符號就按照文法規則相互連結,當中隱含的其實是一種連貫、連接的邏輯,將不同的字詞組合勾連,向前推進。然而,假如句子這種隱含的力量終將服務於類近意識形態的東西,我們又該如何規避?

當語言或句子令人太易迷失於流暢之中,清單或許是另一種處於語言之中卻又稍有異數的處理。相對句子容易磨平不同字詞之間的差異,清單則常是強調各個項目的不同,分割而非流動,展示不同物體之間的區隔。

比如擁護物件導向哲學的 Ian Bogost,發明了一個稱為 Latour Litany 的術語,將 Bruno Latour 於寫作時經常使用的列表形式,當成一種特定的詩學形式,甚至有其本體論含義。比如說:“…the valour of the inhabitants resisted above five months the archers, the elephants, and the military engines of the Great King.”和“…the valour of the inhabitants resisted above five months the army of the Great King.” 兩句之間,已有絕對的不同。透過包攬更多的項目,逐個點列,各種物件的獨特性就此割裂開來,除了作為戰爭兵器,各種兵種與動物的物性也會因而滲透進來,由此展現出各個相關的行動者在此如何各有表現。

Bogost 所說的 Latour Litany,其實指向除人類以外,物件自身所含有的萬千世界。正正是透過區隔,而非融於句子一體裡面,我們才真正想及,物體從來在我們掌握以外。在我們應用的範圍以外,物體總有許多別樣的呈現與存在方式。這一種以清單為表現的獨特詩學詩式,透過語言點明各個物件,將之拉攏到句子裡面,撐破句子本身連綿的力量,強迫讀者面對物件本身,正是 Latour Litany 的重要之處。除了是一種書寫策略以外,本身也兼具了強調物件個體存在的效用。

從前讀艾柯的《無盡的清單》,記得他說清單的用處,是因為人類想在無窮的事物之中,尋出一些可以歸納收編的規律,其意在於借清單從混沌中馴化出秩序,為生活添加一些可以賴以掌握的部分。偏偏,Ian Bogost 則反其道而行,借 Latour Litany 嘗試以清單本身無可填滿的特性,試驗物體本身具有的無限,將不同的元素借句子的力量聚合起來,展現出各自迥異的多元特性,從而拒絕作者本身的獨裁。

Bogost 將自己提議的方法,歸為一種 ontography 的基本方法。相對慣常的本體論 ontology,ontography 則是一種繪圖學,將各個物件、部件的關係以盡量繁複的形式表述出來,真真正正展示出物件本身各有的地位與關聯,而不是收歸於人類中心的邏輯(乃至邏各斯)之下。正正是這一種書寫策略,詩學考量,已足而成為一種哲學任務,直接轉化成本體論的問題,將物件的獨特存在推展開來。在各種物件各有超越人類發展的當下,在事物越發脫離我們的掌控之時,採取 Latour Litany 這種書寫策略,應用這一種面對事物的態度與謙遜,或許尤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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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In Medias Res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突如其來地遇到一個新的學習對象,對他的文字死心塌地。有時候覺得,這幾年間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就是碰巧遇上了 Tom McCarthy 的作品。

McCarthy 其中一個念茲在茲的母題,想來就是某種無以名狀卻又積成團塊的東西了。小說 Satin Island 中,因海底漏油事故而溢出海面的原油,漸漸堆積成難以處理的國際問題,乃至主角借以了解事故的新聞頻道,也是由大氣電波以及海量的資訊組成,同樣聚結成人無法看穿的團塊,彷若驟然出現。至於另一部小說 C,也是聚焦於接收與發送無線電波之上,收音機作為一種接收途徑,就成為了尤關重要的物件了。McCarthy 似乎尤其善於展現事物的龐雜,卻又鮮會迷失於駁亂的脈絡之中,或者說,龐雜與脈絡之間的拉扯,正是他小說的驅力之一。

讀 McCarthy 新出版的散文集 Typewriters, Bombs, Jellyfish,上述的母題依舊出現。在開首的序言中,他就提到幾年前讀到一篇文章,講述水母有時會突然冒起,佔據長達六十英里的海面,摧毀魚排,堵塞工廠。1999 年,水母堵塞菲律賓一座發電廠的冷卻系統,引致停電,媒體甚至以為那是政變行動。水母的威力龐大,更曾經制伏了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於 2006 年,雷根號停泊於澳洲布里斯本時,動力源的冷卻系統意外吸入大量水母,令船隻必須停航。透明柔軟的水母,聚合起來就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了,寥寥數筆,就從生態事件,一下子連及經濟、政治、軍事等諸種層面。而 Tom McCarthy 仍是問下去了,這一些聚合到底有沒有意圖?他們雖然沒有中央神經系統,我們能否從中讀出某種計劃或打算?無論如何,總有一些事物暗自在聚集起來,黏附一切⋯⋯

另一篇散文 Meteomedia, or Why London’s Weather is in the Middle of Everything 則從倫敦的天氣說起,轉而將天氣推成一種可以閱讀、傳播的媒介,口耳相傳以外,自己也在書寫自身。從作者家中看出去,窗外最高的是英國電訊塔,在高空中承受天氣轉變,同時中轉各種訊息與訊號,天氣與通訊科技就此交匯一處。自塞內卡與亞里士多德起,天空已是一個需要詮釋的空間,各種氣象都是用以詮釋地上世界事件的線索。Richard Hamblyn 於 The Invention of Clouds 裡寫:「天氣在空中以語言的無限流變書寫、抹消、又重寫自身,而我們正是一直透過語言,試圖攫取它的意義。」看着在天空一再攤展的氣象現象,我們也只能徒勞地以字詞竭力迫近,捉也捉不住。

原來,直至 1816 年,德國氣象學家 Heinrich Wilhelm Brandes 才發現天氣是一種空間現象,橫跨瑞士、意大利、法國的氣象互有連結,同屬一個系統之下,由此生成了現在我們所熟知的天氣圖。有論者就指出,此一發現就此將局部地區的特定現象,轉變成一個更大的系統下的樣本,化成網格中的一點資訊。是的,資訊,正如氣象檢測中心每日湧進成千上萬要製成圖表的資訊,當 McCarthy 走入倫敦天氣中心參觀,突然就察覺到了,這裡就是一切的中心,in the middle of everything。轉念一想,又發現描繪天氣,人總是會用現在進行式去述說。中心主任見他疑惑,就答:「你只能形容天氣從 A 點轉往 B 點。總在過渡之間,從來無所謂抵達。」沒錯,正如戲劇用語 in medias res,在事件中間開展,還是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也許,面對當前的資訊爆炸年代,我們都不得不面對這一回事:已經無所謂起始、終結了,我們總是在事物中間,從一地到另一地,受各種洪流不斷沖刷。McCarthy 筆下的人物,也總是如此,在聚合而黏膩的事物包裹之下,在過量的訊息衝擊之下,試圖從中編織出意義的網結,為自己找一個小小的立足點,去理解這無從掌控的繁雜。無從理解,這正是我們當前面對的不可能,偏偏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假如要說 Tom McCarthy 有何重要,大抵正是因為他的作品恰恰展現了這種 in medias res 的特性與界限。而且,除了資訊以外,也尚有許多許多埋伏以待的事物,一時就會聚合成難以理解的巨物,即使無可奈何,我們也只能小心翼翼,在每次意外來臨的時候,好好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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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4 — Diary, Literary

不如就依循巴特,想一些奇怪的題目,造一些新鮮的詞語,然後沿着開拓的路一直想下去。如果這樣的書寫也算創作,毋寧是某種近乎自動書寫(autonomous writing)的練習,特別是於這種框架之下,抛開仔細的研究,只服從間發的靈感或狂躁(mania),嚴謹大抵欠奉,卻至少能容讓文字自行編組碰撞吧。

既然先有日記詩學,不如也寫日記文學,猶如巴特斟酌怎樣使日記提升成一種文學體裁,甚至可以在書寫的當下,就已先行預料到將來出版的可能性。日記,正是因為在本源的時候,書寫者與讀者總是自己,才會延伸出這樣的問題:我寫的這些文字,到底為何而寫?同時也𧗠生出各種忐忑,才有讀、寫日記的諸種心理狀態,從一開始只管寫作不顧質量內容俯拾即是的第一狀態,到不久後重讀日記時經歷的忽然驚嚇,開始厭惡以「真誠」為包裝的拙劣文字,再到更久遠的以後,從閱讀札記找回一點真實的連繫,乃至於有一種自戀式的依戀。這種種的思量與糾結,無非都是閱讀活動之中無以抑止的自行解讀,無從避免,更可說是不能割離於書寫的過程以外。往後每一篇日記,大抵也會因先前的歷史而悄悄更容易貌。

作為文學的日記,或許就無可避免要落入一個境地,走進所有日記作者的心裡,摸索心情變化的各種階段與模式,從個人的起伏中體現某種一致的樣式。以批評的角度,又無何避免地,需要將某人的日記模式,對照慣常的日記模式,從中看出新穎的要素。所謂文學,難免要與先前的歷史有所比對,文學總是不斷向前的,唯有前行,才能更新價值,才能展現新的世界觀。我們又祈望能從日記這種體裁之中,帶出怎樣的創新呢?

只是,無論如何,日記的書寫總是以時日積累起來的;假若我們擷取每一個思考日記體裁的片段,對比慣常日日如是的日記,或者就會從中觀察到,每一個片段對日記體裁的衝擊與進深,才算得上有文學的進展。

巴特在談日記的文章〈斟酌〉中提到:當他重讀舊日日記的片段,他問:「這些片段有出版性嗎?」質疑由是從文本的質素,轉往其展示的形象。為什麼要質疑?原來日記沒有目的,不似作者撰寫的書本那樣,有明確的使命、任務,卻又正是因其無關宏旨、無關緊要而將世界無關重要的部分揭示出來。日記要求有規律的書寫,自然指向某種愉悅、某種舒適,卻從未不指向激情,只是一種書寫的輕度狂躁。卡夫卡如是說:「我不覺得前面寫下來的文字有何獨特的價值,卻又不顯得有必要將它們丟棄。」正如戀物者(fetishist)的心理,我明知道,不過⋯⋯(I know very well, yet…),雖然日記無甚價值,這個信念卻又同時無法被奪去:它存在。

還是以卡夫卡的語句作結吧,大抵這就是日記的理想形象:「我在考量,我對生命形塑了什麼寄望。當中看來最重要、又或者說最動人的寄望,就是欲求找尋出一種觀照生命的方法(而,相關的欲願就是,如何透過書寫說服他人),令生命得以保留它沉重的起起跌跌,而同時,又以同樣值得贊揚的澄明,認出生命只是無物、一場夢、一種漂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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